作为首部以秦岭为主题的综合性长诗，《秦岭谣诗》是成路式的地理空间与人文时线的双重诗性测绘。作品以诗人两万余公里行旅轨迹为经，161个田野点为纬，构建起多维度的成路式的“诗歌地理志”。“山脊上的谣诗”十二章宛如地质剖面图，从邙山翠云峰的尊者手杖（“桃枝入药”）到崦嵫山青铜鼎的骨殖云纹，诗人用“脚夫”的草鞋丈量分水岭，以“姑娘”的乳黄茶芽标记海拔高程。这种“行走写作”使潼关禁沟的箭镞与汉水源的桃花水母形成生态互文，将地理教科书中的秦岭升华为“中华民族精神等高线”（引自诗中“瞳孔里的山河”）。 《秦岭谣诗》这部长诗，是建立在实地行走的基础上的，这使得他的谣诗不仅是一种新的诗歌文本，更是一种“地理考古诗学”或者地理空间与历史记忆的多维度交织。地理意象的诗化、历史隐喻、历史创伤的具象化与行走的诗学的痕迹，在诗中可以说是俯拾即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