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常”“变”之争与“主义”之辩思想冲撞最激烈的时候大约是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三十年之间，也就是中国思想的转型时期——人们常说的“清末民初”。本书所讨论的便是这个时期包括关乎变法与革命、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诸多“常”“变”问题，也包括各种彻底改造中国“主义”的形成和自由鸣放。这一时期也是近代中国思想流变的关键区段，极具观察价值。 “常”“变”之争，包括1860—1895年间洋务思想的出现，及洋务派与清流派之间发生的要不要“师夷长技”的论争；1895—1915年间君主立宪、革命共和思想的成潮，及君宪派与洋务派之间发生的要不要变政改制的论争，革命派与君宪派之间发生的如何变政、改何种制的论争；1915—1919年间新文化思潮的勃兴，及西化派与新传统派之间发生的革故鼎新还是推陈出新的思想论争。用梁启超的话说，这三个阶段，代表了中国思想界的从“器物上的觉悟”，到“制度上的觉悟”，再到“文化上的觉悟”。虽然有由浅入深的推进，基本走向上却是一致的，这便是“惟泰西是效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