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今成大事者，无不以治人为先。不能治人，就可能会受治于人，时时身处被动的局面之中，不能成小事，更别说成大事了，晚清名臣曾国藩深谙此理。曾国藩所生活的年代晚清已经处于外受列强，内处乱世之中的社会末期，曾国藩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能够独善其身，并且还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，与他高明的治人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　　翻开曾国藩的诸多著述，书中无不透着“治人”二字，这是他成就其一生大事的重要手段。 　　我们且看文学家、史学家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述：“曾文正者，岂惟近代，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；岂惟我国，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。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，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；其所遭值事会，亦终身在拂逆之中。然乃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三并不朽，所成就震古铄今，而莫与竞者，其一生得力在立志，自拔于流俗，而困而知，而勉而行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；不求近效，铢积寸累，受之以虚，将之以勤，植之以刚，贞之以桓，帅之以诚，勇猛精进，坚苦卓绝。如斯而已，如斯而已。”